“造城”再抬头“红线”坚守难

杭州市余杭区的花园村靠近京杭大运河，是远近闻名的水稻产区。最近几年，随着城市扩张，一个大型农副产品物流中心落户于此，占用村里上百亩耕地，与此同时，村民建房、新办企业等建设不断增多，原来稻花飘香的上千亩良田如今难觅踪影。10年来，该村耕地面积减少近一半。

花园村并非孤例。肥西县紧邻安徽省会合肥，1995年时，该县耕地面积约为130万亩左右，而今耕地面积减少到90余万亩，年均减地2万亩。“减少的这些地主要是满足省会城市及本县城经济的发展需要，同时也包括不少农村村民建房和乡镇发展所需。”当地农业部门的一位干部说。

花园村和肥西县是城市化进程中农村耕地“两头挤压”的典型例子。一方面，城市的发展不断侵蚀着农村的耕地，另一方面，农村本身建设用地不断增加，也内耗着昔日的良田。面对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的浪潮以及“资本下乡”的冲击，未来我国18亿亩耕地“红线”守护挑战巨大，前景存忧。

土地存量不断减少

来自国土部的数据显示，近几年我国耕地面积净减少状况得以扭转，但是每年仍有300多万亩耕地被批转为建设用地，然后根据“占一补一”要求进行占补平衡补充。

公开资料显示，前些年我国耕地减少严重，1998年全国耕地面积尚有19.45亿亩，仅过7年，到2005年就已降至18.31亿亩，非农建设占地成为罪魁祸首。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赵烨专门核查过1997年到2010年的非农建设占用耕地面积———2746.5万亩，相当于半个海南省的版图。

为了弥补建设占地的缺口，深化耕地保护责任制，从2000年左右我国土地管理明确占补平衡原则，即“占多少，垦多少”。然而，《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基层采访发现，这些所谓新增的耕地质量不少“看起来很美”，“占优补劣”“硬占柔补”已经严重危害耕地的质量。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土地研究所研究员刘康调查发现，近年来不少省份的耕地资源越来越少，占补平衡越来越难，只能被迫开发边界土地。粗略估计，我国每年占用耕地中一半是水田，而补充的耕地中水田不到20%。

曾经发生在浙江龙泉、景宁等地的农保田上山，就是耕地占补平衡走样的极端体现。欠发达地区承担发达地区的造地任务，获取指标交易费与实际造地之间巨额差价，甚至破坏本地生态将耕地造在山上、风景区之内，根本不能耕种。

粗放“圈地”冲动不减

在鄂豫皖赣川渝陕浙等地采访期间，记者强调感受到还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发展阶段中的这些地区占地扩张的冲动。

在不少地方，“大手笔”的新城建设热火朝天，工业园区、创业新区等如雨后春笋，一些农村和乡镇，也不断涌现出占地动则几千亩甚至上万亩的示范园、生态园等集休闲、娱乐、种植于一体的项目。

国土部耕地保护司基本农田保护处处长王磊认为，未来耕地保护更大的挑战来自于城市建设用地的几何式扩张。

“随着中西部地区城市化快速发展，不少地方兴起了‘新城区’建设热潮，‘造城运动’重新抬头，这些地方往往采用外延扩张的用地方式，大规模占用耕地在所难免。”王磊说。

江西省政协副主席陈清华说，当前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进入偿债高峰，而经济形势却持续回落，税收下滑，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特别是县市两级依赖土地财政维持运转将愈发严重。

“如今到基层所过之处，几乎都是工地，到处都是征地拆迁。有的县少的卖地几个亿，多的十几、二十个亿。中部很多地区甚至只有四五个亿税收，却有10个亿的土地收益。”他担忧地表示，自从十八大提出要大幅度提高农民征地补偿标准后，地方反而趁势而上，掀起了近乎疯狂土地收储热潮，都想赶在新政出台前低价获取农民的土地。这样下去，耕地侵占只会增加难以减少。

随着土地流转的加快，资本下乡进入农业领域从事生产经营越来越多。不少资本进入农村是想踏踏实实从事农业规模经营，但也有一些带着“圈地”的冲动。